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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竞菠菜外围app:新闻这样写才有看头谈谈“散文

电竞菠菜外围app由于郭玲春数次以会议新闻获全国好新闻奖,同行们都戏称她为“会议记者”,而他自己也声称,作会议记者是她的自愿行为。

郭玲春的会议报道范围很广,有展览会、颁奖会、座谈会、纪念会、新闻发布会、追悼会、庆功会……报道的会议也有大有小,小到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讨论会,大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在这大大小小的会议报道中,郭玲春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孜孜不倦、探索创新的精神,在写作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,打破了以往“新华体”的会议报道模式,开辟了一条别具一格的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。

郭玲春会议新闻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有文学味道,富于感情。她新颖的写法给新闻写作带来了一股春风。郭玲春很善于把“我”写进新闻里,常常在新闻里“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倾向”。“我”的登堂入室增加了新闻的文学味道,嵌入了散文的特征。

电竞菠菜外围app郭玲春虽被称为“会议记者”,但她也写了许多通讯、特写、评点、随笔等文章,而且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,写得有声有色。她的《郭玲春新闻作品选》,出版后洛阳纸贵,一书难求,这在新闻类作品中十分罕见。

郭玲春的成功更在于她一次次突破自我。郭玲春自己曾有个比喻:我们就像春蚕吐丝,作茧自缚,而我们现在要走的第一步是挣脱它,就是解放自己。她自己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一次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,一次次超越自我,使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。

曾以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等新闻名篇享誉全国的一代名记、前新华社社长穆青,生前对“散文式新闻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:“我看郭玲春写得不错嘛,为什么我们总是板着面孔写稿呢?”他进一步阐述说:“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,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,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。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,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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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玲春为何能在众多的记者中脱颖而出?我总结了如下三条:

1.突破自我的敏锐触觉

电竞菠菜外围app郭玲春常说,最大的羁绊是自己,是否敢去碰撞?还是像蚕儿一样,将身子紧紧裹在自己织的茧里?真正的突破,是突破自我。郭玲春把自己的创新比作吐丝筑茧的蚕,“当你咬破了身上的茧,外面的天地是何等开阔!”

在事业上奋斗的,有两种人,一种人是步步遵循前人,将事情做到淋漓尽致,这是事业的匠人:另一种人,不仅继承前人的经验,而且善于发现,有所创造,打破前人的窠臼。郭玲春,就是第二种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新闻依然沉闷呆板,新华社播发的一则追悼会新闻却让人们耳目一新。

这是艺术家金山的追悼会。

几百字的新闻,却如一部微型电影:开头是摄影式特写,用挽联概括逝者的一生:“雷电、钢铁、风暴、夜歌,传出九窍丹心,晚春蚕老丝难尽;党业、民功、讲坛、艺苑,染成三千白发,孺子牛已汗未消”,再层层推进,到逝者的作品、生平,直至纵深到全景。吊唁者名单放在最后,打破常规。

这条新闻下笔先声夺人,切入角度新颖,语言自由洒脱、文风清新别致,有场景的描绘,有情感的交融。它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,也是获奖的唯一会议新闻。新闻的作者叫郭玲春。

郭玲春的消息总是力求突破,不被模式所束缚,她把文学的写作方式揉进会议报道中,使会议报道更加灵活。《琼岛呼唤作家艺术家》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的报道,却融入了散文的气息,文章明快清新,同时也衬托出新闻本身的真实与淳朴。在《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》的消息中,作者则当起了导游,她一一向读者介绍馆中的布局、藏书等情况,行文中比喻等手法的应用,使整篇文章浑然一体,让读者阅后回味无穷。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开幕》的新闻也摆脱了以往的固定框架,有一股新意在里面。

改革开放之初,郭玲春以鲜明的个性趟出一条写新闻的新路径。“新华社记者郭玲春”几乎不是指代一个具体的人名,而是新华社一块金字招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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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

会议新闻,好写,又不好写。拿到会议主办方发给自己的材料,把每个人的发言择其要罗列上来,一篇会议新闻就可以交稿了。“精明”点的记者,甚至连会议现场也不去。郭玲春说:这样写,记者是轻松了,可是读者却乏味了。记者写的稿件,如果连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,读者愿意看吗?

郭玲春写新闻稿,哪怕只是一条最普通的消息,里面也会有人物背景、有情节、有细节。动手写之前,她一定做到:会议事先看资料、演出事先看彩排,追悼会事先看唁电……在郭玲春这里,有一道“预采访”的过程。

她说:“我动用了并不富裕的积蓄,包括浅浅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存。在看似轰轰烈烈或冷冷清清的会议上,常常故作轻松,实则全身警戒,我捕捉着每一句发言,乃至每一声感叹。我观察大的背景,也不放过一个琐碎的细节,以至于与我的知己朋友闲谈,还别有企图地想抠出点‘意料之外’来。”

新闻是易碎品,一篇新闻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,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生命力强的作品,只有其中有深刻的内涵,才能达到常看常新的效果。郭玲春的报道中沉淀着她的思考,而不是单纯的就会议本身而报道会议,这是她报道的一个突出个性,也是使她的报道展现活力的一面。

一篇《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》,短短几百字,但是郭玲春跑了金山生前所在的戏剧学院,翻阅了几百份悼念他的唁电,看了许多介绍金山的文章,还采访过曾采访金山的记者,背后付出多少辛劳,才凝聚成几百字的新闻!

郭玲春会议报道的成功与她细致的观察、深入的采访是分不开的,她每次参加会议,表面上轻轻松松,实则全身警戒,眼观六路,更得耳听八方。在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时,她说:“沈老带着湖南的乡音在发言,他当时讲了些什么,我已经记不起来了。但他两只厚实的手在搓弄,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:他那件旧毛衣袖口有点破了,一根毛线从袖口拖下来,更衬托这位老作家朴实的性格。”

同样一个会议,采访的记者可能数以十计、数以百计,可审美感很强、独具特色的“郭体”新闻总是不胫而走。全国新闻界都知道:新华社有个名扬四海的跑文教的记者。新闻界一时抢着写会议新闻、抢着写追悼会新闻,以模仿“郭体”为荣。

现在,随便打开一本新闻领域的重量级刊物,如《财新周刊》、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等,散文式新闻比比皆是,而那些原本就充满着散文元素的人物专访,随笔,专题报道等,其散文化的趋势则进一步加强。

也许有人会问,在工业领域里,有时会报道某项技术发明的新闻,也可以这么写吗?笔者认为,用新闻体裁报道某项技术,也只能用简短的几句话写出其关键点和创新点,而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阐述,与散文式写作方法并无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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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坦荡善良的高贵人格

郭玲春在新闻界声名赫赫,新华出版社一直想出一本她的作品集,最终她答应出书,但是给出版社提了个要求:定价要低,普通读者也买得起,自然她自己的版税收入相应就减少了。《郭玲春新闻作品选》于1991年出版,稿酬有四千多元,这笔钱,她全部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母亲,供她生活和看病吃药。母亲是家庭妇女,没有生活来源,那一年,母亲已九十三岁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她人到中年,开始拥抱迟到的时代春天,丈夫却患病去世。当时新闻人物专题怎么写,她的手头同时有一笔现金和一笔债务,现金是丈夫的大学同学为丈夫治病捐的款,共几百元,还没有动用;债务是丈夫生病之前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,借了外债四百元钱。郭玲春把这些未用完的捐款一一寄还给丈夫的同学,并给每人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:“人虽去世,但你们真挚的情谊我永远记得。”同时她把自己的生活费再压缩,再节流,收入分成三部分:寄给父母的钱、饭钱、还债的钱。每月还一部分,四百元的债务终于还完。

60岁生日这一天,郭玲春自己收拾好办公室里自己的物品,不再来上班。好心同事劝她:“听说很快就要加工资,上面批准你退休的书面批复还没下来,你何必自己主动打道回府?等加了工资再退吧。”她说:“我到退休年龄了,还是及时给年轻人腾位子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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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的冬天,郭玲春从北京到山西搞“四清”(社会主义教育运动),她被分到山西省昔阳县建都大队,吃住在村里最穷的一户,是一个夫家姓王的大娘带着三个未成家的子女过活。郭玲春每天下地要挑百把斤的重担,肩膀红肿了,磨破了,还是硬扛着。大娘煮了绿豆汤,轻轻拍着她:“俺知道……俺孩受累了,俺孩受罪了。”郭玲春的泪水,夺眶而出!四十多年来,郭玲春一直和这一家保持着联系。2008年元旦,郭玲春回到了那个小山村。王大娘已经病故,当年的放羊娃已是苍老的中年汉子。不久,郭玲春把这一家人接到北京,看病,游览,七十多岁的老太太,陪了他们整整八天。

郭玲春之所以优秀,不仅是因为有高超的写作技巧,不仅是因为有敏锐的新闻触觉,不仅是因为才华和勤奋,更是因为她真正脚踏在这片古老、苦难的热土上,是因为她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赤子之情,炽热之心,悲悯之感,就像当年留在肩上那条磨痕,渗进了血肉。

(三)

经典作品总是与时间的流逝形成悖论而呈现弥久常新的状态,它不仅不会失去吸引力,岁月蹉跎、世事变迁反而愈发映照出它的丰富性和启发性。

现将郭玲春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篇作品介绍给读者,以一睹其文采。相信每一个的读者,都能够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给养,在探寻故事与自身生命的链接中,启动个体的感知与思考,从而组合成对整个时代的观照和认知。

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

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没有人为他主持这最后的仪式新闻人物专题怎么写,也没有名人为他致悼词,只有他的家人,他亲近的朋友和弟子,今天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素朴的灵堂里,向他——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告别。

8天之前,1988年5月10日晚,久病的沈老以86岁高龄,在北京的住宅里与世长辞。生前他曾留言,死后不希望为他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。因此,今天只有不多的人闻讯来到这里见他最后一面。

灵前是他的挚友巴金献的花圈。灵堂里响起贝多芬的奏鸣曲《悲怆》的旋律,人们将一株株月季放在他的身边,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新闻人物专题怎么写,正如他令人怀念的一生。

他1902年末出生在湖南凤凰县一个中医之家。20年之后,受“五四”运动的冲击,只身来到北京,就像他的自述那样:“从此进入了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,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”。此后的10余年间,他发表了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《从文自传》《湘行散记》等名作——那是他在眷恋着湘西沅水和沅水边的人们,用底层人的哀乐故事寄托他“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”。由于那些反映社会现实不同侧面的作品文笔清丽,他被称为有风格、有艺术个性的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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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这位撰文六七百篇,有百多种论文集出版,中外都享有盛名的乡土作家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是被遗落的一章。1953年,他的全部作品曾被认为已经过时而销毁纸型。以后一段时间人们极少能在书店里见到他的集子。作为大学教科书的文学史中,他的名字和作品介绍,只在“其他作家和作品”这一节的一个段落里匆匆而过。

就在那时,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,欢欣国家进入了明时盛世,却又痛苦地不知怎样去寻找自己的位置。60年代初,有过几次他想在新的天地里试步,却又莫可奈何地放下了笔,年已半百的沈先生由此转入了文物考古、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,用他的话说,那是“人弃我取”的工作,他愿为此做一块小小的铺路石。对国家对人民的热忱使他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成果,他的专著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为我国物质文化史填补了一项空白。这位“五四”以来杰出的作家任职于故宫博物院,最后的工作岗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。

沈先生早年执教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学生、著名作家汪曾祺,今天在同他崇敬的师长告别时说,沈先生是“真诚的爱国主义者”“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,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,也是人的一种境界”。

历史跨进80年代,沈先生与他无法销毁的著作一道重返文坛。十余种作品的再版,使他在当代青年中以及在海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。有几所大学要开展对他的研究,病榻上的沈老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下3封信劝阻他们。这是今年4月间的事新闻人物专题怎么写,他写道:这与我所看重的、所珍视的完全不同。

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将怎样重新看待这位寂寞的作家?沈先生说过,让历史来做出评价吧。

他曾任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。他逝去后,李先念、李铁映、王任重、武连元、宋坤等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他的悼念。

向著名记者子冈告别

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彭子冈,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名迹的女记者1月9日病逝于北京。因为她默默地离去,人们怀念起她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。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、朋友、读者前往北京医院,向她做最后的告别。

四十年代,是子冈人生的盛期。她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出任《大公报》记者,抗战八年间在重庆以富有个性色彩的新闻和通讯抨击社会的昏暗,为苦难的民族呐喊;也以她的胆识拨开山城的迷雾,告示人间的希望与光明。特写《毛泽东先生到重庆》曾轰动大后方,通篇思想与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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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为子冈送来的挽联,称她“握一管神笔”“有两只慧眼”,那是赞许她擅于脱开旧社会对报界的重重检查,从间隙里做文章,也钦服她五十年代时风尘万里,以新中国的劳动者为采访对象。作家沈从文在评论子冈的作品时,把新闻比作“用人事写成的大书”。他说,那是有时间性的,然而,子冈的报道“即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”;“也毕竟是历史的真实”。

子冈也曾沉默过。除了丧失了意识的生命最末两年,便是1957年被卷入那场风暴与漩涡之后的22年。枯干的笔,犹如她衰竭的精神被抑制着难以流泻出文采。待平反后,她困于病榻,未曾泯灭的热情又促使她孕育出与社会生活切近的优美散文,只是,那双曾写下600万字的手已不能握笔,而只能由她口授。卧床7年半,她的丈夫,一位有贡献的老新闻工作者徐盈就这样陪伴着她度过了沉默的时光。

向子冈告别,那是向一个普通人,向一个亲近者致最后的敬意。今天仪式上分发的子冈的生平介绍,没有显要的职务与头衔,这位终年73岁的“三八式”干部只是一名记者、编辑。然而,她对人民的忠贞,她的才华与勤奋,为自己树立起不朽的形象。

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今天专门送来花篮,敬献于子冈的灵前。

水晶球的折光

——电影《芙蓉镇》获奖及其它

《芙蓉镇》上的人们,从万里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捧回了一只耀眼的“水晶球”。于是,这小镇上的故事连同一部出世艰难,议论纷纭的影片,在上映两年后的今日重又被人提起。

“水晶球”17公斤重,是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设的大奖,参赛38年的中国对此梦寐以求。而今就在眼前,从它的折光中,我们看到了什么?电影局为此举行的庆贺会上,导演谢晋回顾了《芙蓉镇》由拍摄、送审以至放映后的遭遇——那近乎小镇的命运一样曲折、复杂、沉重,因为它触及了那个灾难时日。而对此,电影节上一位苏联评委说:那一段过去的历史,是不应该忘记的;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曾称赞:拍出这样的电影,说明你们有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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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荚蓉镇》的起落,也是一个例证:它受些阻难,而后解除禁锢走上银幕,在褒贬不一的舆论中自立。仅仅两年间,原先难以插枝在社会主义园地里的“芙蓉”,连获电影“百花”“金鸡”和政府奖,终于远赴欧洲,介入卡罗维发利。水晶球里,映出了中国的变化和发展。

一位评论者几天前想重温《芙蓉镇》的风情,到北京正在上映此片的一家影院,看到近千人的大厅宣告满员,“剧场效果”依然强烈。时间在滤筛着每一部作品,最终的裁判者应当是人民。无怪电影圈的人喜欢引用中国权威人士最近又一次重申的文艺决策:不横加干涉。内涵、风格不相一致的《芙蓉镇》《黄土地》或是《红高粱》,不妨相容在一片多色彩的园圃里,让历史,让人民来做出选择。

中国电影的过去,可否从这水晶球中反射一二?卡罗维发利,我国1950年便涉足其间新闻人物专题怎么写,但坦率地说,去角逐的大多是些公式化、概念化的影片。在与勃兴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派竞争中,中国导演和明星们目睹观众对后者的狂热,不免更感到冷落……

事情不仅仅如此。面对发展的世界电影艺术,还有不合时宜的自我膨胀。那些年不参与国外比赛,或者去了不获奖,便从鼻子里“哼”出一声,不加分析地说别人“腐朽、没落”,分明是自己落后,却还洋洋自得。那是一种思潮,在华夏泛滥多年。大潮之下,多么有才华的艺术家也难以施展手脚。

现在,再看一看“水晶球”,还有那一个“金熊”以及其它,镶嵌其上的名字在闪光。不仅是这几个人,而是这一代人的智慧与风华,还有时代与社会的光芒,也闪耀在这水晶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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